沈时茵从他们小声的说话声中得知，小女孩的父亲和兄长便是几年前死于流弹。

旅店的门锁得紧紧的，虽然实际上起不到防护作用，但总比开着更给人安全感。至少稍稍削弱了炮弹的动静。

大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像现在这样待在旅店里等待命运的审判。

司机倒是说，兴许当地政府会组织疏散，或者前去调和暴乱。

即便如此，死亡般沉寂却又焦躁不安的气氛仍旧蔓延在每个人的身上。

两个市场部的同事很悲观地想要写遗书。

他们原本是想打国际电话回家里跟家人里亲口讲的，但手机没信号打不了，只能留遗书。

这会儿已经在讨论是要拿纸笔写遗书还是在手机里写。

如果真的不行无辜受累死于这场暴乱之中，无论纸笔还是手机也许都找不回来，遗书等于白写。

沈时茵心里难受，却又说不出安慰的话。

而同时她也不想被大家的这些负面情绪所影响，想着一个人到角落里坐着。

她迈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还被蒋行叙抓着。

抓着她手的蒋行叙同一时刻正往另一个方向走。

两人一下子相互桎梏，于是相互转头看对方，异口同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