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历史上的宋朝，因为有大量的汉儿效忠辽、金，也不信任这些汉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汉儿，身处夹缝之中，既不被故土所接纳，亦难获新邦之真心，仿佛命运的弃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泊无依。他们或出于生计，或迫于时势，不得不依附于强权之下，以求得一线生机。然而，这份生存的代价，却是灵魂的扭曲与归属的迷失。

而左企弓就是典型的汉儿，并且是典型地对胡人忠心耿耿的汉奸。

在北上之前，熟知历史的张纯，就跟赵俣谈过汉儿的问题。

后来，赵俣又拿汉儿的问题跟曾布等人讨论过。

最终，赵俣君臣达成共识，于汉儿要区别对待。

也就是，对赵良嗣、李处温这样心向赵宋王朝的汉儿，要充分接纳和信任；而对待像左企弓这样心向番邦的汉奸，要坚决打击，绝不留情，甚至是除之而后快。

通过这一路的观察，郑允中已经确定，左企弓就是赵宋王朝要除掉的汉奸，所以他对左企弓这个注定了要死的汉奸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再者说，哪有正使在场，跟副使纠缠的？

这可是谈判的大忌。

萧奉先倒是很好说话，他立即就将国书拿出来，交给郑允中。

郑允中拿到国书，立即就去交给曾布、韩忠彦、苏辙、蔡卞这四位宰执。

曾布四人一看，耶律延禧给赵俣的国书中，有大段的狂悖之言，而且多是指责叱呵之语：

像是，“贵朝不度德量力，不审天时人事，今与西夏交战，还敢触我大辽天威，自寻死路！”

像是，“辽宋两朝因《澶渊之盟》和平百年，宋朝是礼仪之国，今不顾友好盟约，率先举兵北上，兵出贵在有名，不知宋兵缘何至此？”

又像，“今你朝率先举兵临边，攘夺民土，破坏盟约在先，我大辽必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兴师问罪，以雷霆万钧之势，以正天道。望你悬崖勒马，速速退兵，归还所占城池，再归还占夏疆土，再谈和约，否则天威难测，后果自负！”

如果是宋军大败辽军之前，辽国拿出这样的国书来威胁赵宋王朝，兴许真会给赵宋王朝一定的压力，毕竟，那时宋辽两国还没有正式交手，辽国的威慑力还在。

可是三天前的那两战，宋军全都大获全胜，还生擒活捉了耶律斡特剌，这别说曾布和蔡卞这两个主战派了，就是保守的韩忠彦看到这样的国书，都忍不住说道：“如此国书，安敢进呈，还给辽使罢，让他们回去，重新措辞，再来议和。”

甚至就连苏辙都说：“北朝徒夸兵众，不想天理不顺，人无斗志。前日之战，遭我军迎头重击，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主将沦陷，望尘而逃，今日却献如此国书，徒增笑柄。”

倒是曾布说了句公道话：“他二人来前，辽军还未吃此败仗，故有恃无恐，方有此国书，经此一败，若教北朝重修国书，必不敢如此。”

蔡卞更是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那萧奉先既已知如今形势，当果断毁掉国书，以免激化矛盾，为北朝招惹大祸，不想，他却连此等亟智皆无，可悲可叹，如此人物，竟也能成为北朝栋梁，受北朝皇帝器重，合该我大宋中兴。”

四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样的国书拿给赵俣看，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曾布代表另外三位宰执，去将国书上的内容很委婉地跟赵俣说了一遍。

赵俣听完，对曾布说：“爱卿看着处理罢。”

仗打输了，曾布要是不会谈，还有情可原。

这仗都打赢了，曾布要是还不会谈，那他也就白在官场浮沉了几十年。

随后，曾布找来郑允中和马政，对他二人交代一番，就让他们带着辽国的国书去见萧奉先和左企弓。

郑允中和马政一见到萧奉先和左企弓，就把国书还给了萧奉先，别的话什么都没说。

左企弓这个蠢货，见郑允中和马政不说话，竟然还有脸问：“贵朝看过国书，做何感想？”

郑允中很冷淡地说：“你要何感想，立斩下你二人头颅，挥师北上，灭你朝宗庙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