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来。”周师傅示意陈远跟上，走向死信处理处最深处的一个小房间。这里陈远从没进来过，房间没有窗户，只点着一盏老式台灯。

周师傅在桌前坐下，小心地拆开那封信——令人惊讶的是，信封根本没有封口。

“这封信，”周师傅缓缓说道，“我每个月都要重新放回待处理区，然后等着看有没有人能发现它的特别。”

陈远愣住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封考验信。”周师傅从信封中抽出一沓发黄的信纸，“只有真正关心这些‘死信’命运的人，才能看见它背后的故事。”

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周师傅讲述了这封信的来历：

1978年春天，邮局来了个年轻的女孩，要寄这封厚厚的信。当时的值班员正是年轻的周师傅。女孩说这是给最好的朋友的告别信，她们约好要一起插队下乡，但家人突然要送她出国。

小主，

“她投信的时候哭了，”周师傅回忆道，“说怕这封信送不到，因为朋友家可能要搬家。果然，信送出时，槐树胡同7号已经人去楼空。”

按照规程，这封信应该被退回寄件人，但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周师傅本想按死信处理，却总觉得放心不下。他按照寄件邮戳找到那个邮局，打听后才知道，女孩在寄信第二天就因意外去世了。

“从此这封信就成了真正的‘死信’，”周师傅轻抚信纸，“寄件人收件人都联系不上，但它承载的情感太重，重到无法被销毁。”

更奇怪的是，这封信开始表现出异常。它总是不定期地重新出现在待处理信件中，即使用专门的箱子封存也没用。而且只有心地纯善、真正关心信件命运的人才能注意到它。

“四十年来，有七个人发现过这封信，”周师傅说，“他们都尝试寻找收件人，但都失败了。你是第八个。”

陈远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老了，”周师傅微笑，“需要找个接班人。不是死信处理处的接班人，而是这些特殊信件的守护者。”

那晚，陈远带着那封信的复印件回到出租屋，仔细阅读里面的内容。信中的文字稚嫩却真挚，记录了两个少女的友谊、梦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在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

“小芸，无论你在哪里，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定——每年槐树花开时，在树下见面。我会永远等你。”

信末的署名是“小梅”。

陈远忽然明白，这不仅是封信，更是一个跨越四十年的约定。他决定继续寻找小芸。

通过邮局的关系网，陈远查到了赵小芸在美国的地址。他写了一封长信，附上那封信的复印件，详细说明了情况。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回信。信是赵小芸的儿子写的，说母亲去年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太记得以前的事。但收到信后，她偶尔会念叨“槐树”“小梅”这些词。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老照片——槐树下，两个少女肩并肩笑着，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们身上。

陈远把照片拿给周师傅看。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后突然激动起来：

“就是她！寄信的女孩！”

“您确定？”

“绝不会错，”周师傅指着左边的女孩，“这双眼睛，我记了四十年。”

有了照片，陈远更有动力了。他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认识这两个女孩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周后，一个退休老教师联系了他。

“这是我学生，”老教师在电话里说，“右边的是赵小芸，左边的是林小梅。小梅是个苦命的孩子，父母早逝，跟着奶奶生活。79年出国前遭遇车祸，没能救过来。”

陈远心中酸楚：“那她葬在哪里？”

“就在城南公墓，具体位置记不清了。”老教师叹息，“多好的孩子啊，可惜了。”

带着这个信息，陈远去了城南公墓。在管理处，他查到了林小梅的墓位——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赵玉兰（赵小芸的母亲）的墓旁边。

更巧合的是，第二天就是林小梅的忌日。

忌日当天，陈远买了一束白菊，来到林小梅墓前。墓碑照片上的女孩微笑着，和信中的笔迹一样青春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