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话戛然而止，眼睛瞪大，显然也看到了椅子上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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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她声音颤抖。

“是我父亲。”王建军平静地说。

小林护士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我去叫值班医生。”

“等等。”我拦住她，“再等二十分钟。”

“可是...”

“就二十分钟。”我坚持，“到四点。”

小林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手紧握着门把手。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二十分钟。我们三人就这样看着那个人影，看着闹钟的指针缓慢移动。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我甚至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三点五十五分，那个人影终于动了。

他缓缓转过头，不是看向王建军，而是看向我。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正是三天前我转运的那位老人，王建国。但他的表情不是安详的，而是带着某种...歉意？

然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话音未落，闹钟的指针停在了四点整。

人影消失了。

房间的温度开始回升。

小林护士瘫软在门边。王建军泪流满面。而我，愣在原地，脑中反复回响着那三个字：对不起。

为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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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十分，值班医生赶到，但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王建军情绪激动，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我和小林向医生简单说明了情况，当然，省略了超自然的部分。

“可能是悲伤引起的幻觉。”医生这样解释，“建议明天安排心理辅导。”

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离开病房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闹钟。指针依然停在四点整。

小林送我进电梯时，低声问：“陈默，你相信...鬼魂存在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相信有些事，科学暂时无法解释。”

电梯门关闭，我开始下降。回到太平间时，已经凌晨四点三十分。我筋疲力尽，但睡意全无。

我拿出手机，再次查看那条神秘短信。“谢谢”两个字依然存在，但当我尝试回拨时，提示是空号。

我打开录音文件，播放刚才在病房的录音。前二十分钟都是闹钟的嘀嗒声和我们的呼吸声。但三点五十五分，就在老人说“对不起”的时候，录音里出现了一个额外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非常轻微，但确实存在。

我反复听了几遍，确认不是幻听。那个声音很陌生，不是病房里任何人的。

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脑中形成。

我没有回休息室，而是回到了三号冰柜区，站在23号冰柜前。犹豫了很久，我打开了冰柜。

老人安详地躺在那里，和三天前一样。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他的左手微微握拳，指缝间露出一点白色。

我小心地掰开他的手指，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给建国，愿时光永驻。1965年春。

我盯着照片，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个闹钟，这个病房，这些异常现象...也许不是为了王建军，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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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医院档案室。凭借工作权限，我查阅了王建国的完整病历。

翻到婚姻状况一栏时，我愣住了。

上面写着：丧偶，1967年。

也就是说，照片上的女人在1967年就去世了，那时王建国还很年轻。

我继续翻阅，发现一份1967年的旧病历复印件。病人姓名：李秀兰，27岁，死于难产。死亡时间：4月15日凌晨三点。

而签字确认死亡时间的医生，正是年轻的王建国——他当时是住院医生。

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在我脑中拼凑起来。

王建国，年轻医生，凌晨三点见证妻子难产去世。之后，他的闹钟开始停在三点。五十五年后，他在同一个时间离世。而他的鬼魂，或者说是某种残留的意识，在头七期间回到病房，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向一个迟到五十五年的道歉——也许是对妻子，也许是对命运。

那句“对不起”，可能不是对我说的。

而是透过时间，对1967年凌晨三点那个产房里的女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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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又要上夜班。出门前，我把那张老照片小心地夹在工作记录本里。

我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也许太平间会再次响起嘀嗒声，也许1408病房还会有异常，也许我会收到新的神秘短信。

但我知道，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生与死之间模糊的界限，看到了未了的心愿如何穿越时间的阻隔，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力量如何超越肉体的消亡。

凌晨三点，我坐在太平间休息室，面前放着那个老式闹钟——王建军坚持要我保管它，说这是他父亲的遗愿。

指针即将指向三点整。

我屏住呼吸，看着秒针一步一步走向十二。

嘀。

嗒。

嘀。

嗒。

嘀。

指针重合，三点整。

闹钟没有停。

它继续走着，规律而坚定，仿佛承载着某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得以履行。

我轻轻合上工作记录本，那张老照片安静地夹在里面。女人的笑容穿越了五十五年时光，依然灿烂。

窗外的城市依然在沉睡，而我知道，在这个医院的某个角落，生与死的对话仍在继续。

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我的夜班，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