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谁还用蜡烛？

我在楼下站了十分钟，最终骑车离开。回家后，我查了幸福小区3号楼404室的资料——当然，是通过一些非正规渠道。

户主叫赵建国，78岁，退休教师。有一个儿子，但户籍资料显示儿子三年前已迁出。物业费欠缴两年，水电费最近三个月用量极少。

一个独居老人，可能生病了，可能行动不便，但还在点外卖...

为什么每次都取消订单？

为什么只用现金支付？（我查看了支付记录，确实是现金支付，餐费放在门口的地垫下——我这才注意到昨晚的地垫下确实有几张纸币，当时没注意）

为什么只在深夜点餐？

太多疑问，像一团乱麻缠绕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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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做出了决定。

晚上十一点，我没有上线接单，而是直接骑车来到幸福小区附近。我把车停在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买了一瓶水，坐在窗边盯着3号楼。

十一点二十分，我看到一个外卖骑手进了3号楼。十五分钟后，他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摇头，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

我等他离开后，走过去拦住了他。

“兄弟，刚送的3号楼404？”

骑手警惕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也送过那家。”我递了根烟，“是不是很奇怪？门都不开，就让放门口，然后取消订单？”

骑手接过烟，神情放松了些：“你也遇到过？妈的，我昨天送的时候，听到门里有奇怪的哭声，像猫叫一样，瘆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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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声？”

“嗯，又像哭又像笑。”骑手压低声音，“我跟你说，这栋楼邪门。我问了一楼的住户，他们说404的老头可能已经...”

“已经什么？”

“已经没了。”骑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一个月前就没人见过了。但物业去敲门，里面说没事，不让进。”

我们正说着，又有一个骑手朝3号楼走去。我和他对视一眼，默契地跟了上去。

第三个骑手是个年轻女孩，显然不知道情况。她哼着歌上了楼，五分钟后脸色苍白地冲下来，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怎么了？”我问。

女孩喘着气，眼神惊恐：“那家...那家有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她声音颤抖，“我放下外卖准备走，听到门里有声音，就下意识从猫眼往里看了一眼...”

她说不下去了，只是一个劲摇头。

我让她缓缓，等她平静些后才问：“你看到什么了？”

女孩抬起头，眼里满是恐惧：“一只眼睛...血红的眼睛...就贴在猫眼另一侧，也在往外看...”

我和第一个骑手面面相觑。

“报警吧。”我说。

“报警说什么？”第一个骑手苦笑，“说我们怀疑一个独居老人死了？警察会管吗？”

“那也不能这样下去。”我看着四楼那个黑暗的窗口，“万一老人真的需要帮助呢？”

我们商量后决定，明天一起去物业，要求他们必须检查404室的情况。如果物业不管，我们就报警。

离开前，我最后看了一眼3号楼。四楼的窗户突然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

像是有人划了根火柴，又迅速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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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下午，我们三个骑手加上另外两个也曾送过404室的同行，一起找到了幸福小区的物业。

物业经理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听我们说完后，一脸为难。

“赵老师我们确实联系过，”他说，“大概三周前，有邻居反映他家有异味，我们上门查看。赵老师开了门，说自己感冒了，不想传染给别人，让我们别进来。”

“你们没进去看？”

“没有。”经理摇头，“赵老师是退休教师，德高望重，他说没事，我们也不好硬闯。”

“但最近一个月没人见过他出门。”我说，“外卖都是让放门口，从不露面。您不觉得奇怪吗？”

经理犹豫了：“这...”

“如果老人在屋里出事了呢？”年轻女骑手说，“要是饿死了，病死了，或者摔倒了爬不起来，你们物业也有责任吧？”

这话击中了经理的软肋。他擦了擦额头：“这样，我跟你们再去一趟。如果还是不开门，我就报警。”

下午三点，我们一行人来到3号楼404室。经理敲门：“赵老师？赵老师在家吗？我是物业的小王。”

没有回应。

经理又敲了几次，打电话，门内传来铃声，但无人接听。

“赵老师？您再不开门，我们只能叫开锁公司了！”经理提高了音量。

这时，门内终于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比夜晚更加虚弱：“我...没事...别进来...”

“赵老师，邻居们都很担心您。”经理对着门说，“您至少让我们看看您，确认您没事。”

“我...我很好...”声音断断续续，“走吧...都走吧...”

经理转头看我们，眼神示意：听到了吧，人家说没事。

但我不甘心。我走到门前，对着门缝说：“赵老师，我是昨晚送外卖的小苏。您还记得吗？您让我把外卖放门口。”

门内沉默了。

“赵老师，如果您需要帮助，就说出来。”我继续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可能帮不上大忙，但至少可以送您去医院，或者联系您家人。”

“家人...”门内传来一声苦笑，苦涩得让人心碎，“没了...都没了...”

“那您更需要帮助了。”我说，“开门吧，赵老师。至少让我们看看您。”

长时间的沉默。就在我们以为不会再有回应时，门锁“咔哒”一声，开了。

不是完全打开，而是一条缝。那只苍白干瘦的手再次出现，对我们招了招。

“进来...一个人...”声音说。

经理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

我们在门外焦急等待。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门开了。经理走出来，脸色古怪。

“怎么样？”我们围上去。

“赵老师...确实病了。”经理说，“躺在床上，很虚弱，但意识清醒。他说不需要帮助，让我们别再来打扰。”

“您看到他本人了？”

“看到了。”经理点头，“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只露了个头。房间很暗，但我确定那是赵老师。”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相信还是怀疑。

“他还说，”经理补充道，“让我们转告送外卖的，以后不用送了，他儿子明天就回来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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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经理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没理由继续坚持，只好各自散去。

但我留了个心眼。我没有走远，而是在小区对面的奶茶店坐着，继续观察。

下午五点，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提着行李箱走进了3号楼。四十分钟后，他出来了，没带行李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

那是赵老师的儿子？如果是，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为什么不留下照顾生病的父亲？

疑团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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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又来到了幸福小区。这次我没有接单，只是单纯想看看。

十一点半，我看到一个骑手走进3号楼。十分钟后，他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对，又取消了...真他妈邪门...”

果然，订单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