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为诱饵的那番对话的内容，在那之后，对我们未来的敌人给予了莫大的教唆。

泰蕾莎·泰斯塔罗沙也是如此。

虽然她并不是复仇者，不过也许是命运的造就。于是，那也就成为了她为自己赎罪的战斗。

那是在那之后两年的事。

我听说了她的双亲——卡尔和玛丽亚死去了的消息。

那时候——也就是伊拉克事件的两年后、听说了泰斯塔罗沙夫妇的死讯的时期，我被卷入了一件发生在皇家海军内部的麻烦事之中。

一艘和我指挥的“turburante”号同级的攻击核潜艇发生了事故。事故原因和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有关，虽然没有出现死者，但当时若有一步走错，整个北大西洋及其沿岸地带就会被笼罩在高强度的放射能之下。理所当然地，媒体和劳动党对这次事故大做文章，把它当作对保守党和海军的极好的攻击材料。许多和海军有关的人和建造这艘潜艇的公司的高层人员都就安全管理和保密问题受到了严格的讯问。

作为同级舰指挥官的我，也作为这次事故的证人被传讯了。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turburante”级的核反应堆中存在着数个隐患，这在近10年的应用中已经被知道的很清楚了。之所以未对这些“缺陷”进行补救工作，是出于预算和工期的缘故。另一方面，即便受到了苏联右倾化的影响，也不可能把作为海军主力的所有新锐舰都长期关进船坞里去。在这里我不打算作技术上的说明，但很多人认为，只要熟练的乘务组和指挥官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的话，严重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如此，隐患终究是隐患。

海军高层为了使作为证人被传讯的我作出符合他们利益的证言，暗中对我加了很大的压力。

比如，让我告诉他们“turburante级核潜艇的安全性可称完美，事故原因只可能是人工操作失误”之类的话。

但我不能这样说。

即使有着不得不这么说的理由，但它终究不是“完美”的。在烦恼了一整个晚上之后，我对委员会作出了“只是符合事实”的证词。虽然我知道由于我作了违反高层意愿的证词而使我的海军生涯面临结束，但既然我已在上帝和女王陛下跟前宣过誓，我就不能撒谎。

高层对此的反应是很容易猜到的。

在此之后的第二周，我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被下放到海军大学的战史编纂室里去。很明显这是为惩罚我而作出的让我左迁的决定。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就不可能再次回到大海的战场上去。

我承认我对此感到绝望，但反正本来我再过几年也将退役，对于在那之后将等待着我的办公室工作也没有任何兴趣，因此我接受了这份在达特茅斯学院度过空闲的每一天的安排。我津津有味地读着每一份战史的史料，津津有味地下着国际象棋。

这样的日子还没过一个月，我就得知了卡尔·泰斯塔罗沙的死讯。他的部下给我写了一封信。

虽然我在被解职之后立刻就给他写了信，但还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卡尔不是死在了海里，而是死在了陆地上。

——

据说，他从冲绳返回朴茨茅斯之后，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是我曾拜访过的那幢宅邸——遭到了抢劫，送了命。卡尔和玛丽亚被枪打死，他们的孩子失踪，房子被一把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