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说明：他在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别人夸赞的君子”，他需要在乱世之中“实质性地站稳脚跟”。

这并不是“变坏”，而是优越目标的层次提升——从“自我道德完美”向“社会影响力扩张”过渡。

在阿德勒眼中，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执着于某种理想化标签，而是能顺应环境变化，在不失人格基础上实现更大意义的行动者。

刘备拿下益州之后的人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开始不再以“被需要”来维持仁者形象，而是主动出击、建制、结盟、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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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兴趣（Gemeinschaftsgefühl）的边界调整

阿德勒提出的“社会兴趣”，指的是个体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整体的情感连结与合作意愿。

刘备早期是“极强社会兴趣者”：

? 他为百姓分担痛苦，几次主动让出城池；

? 尊重部下，重视道义，在失势时仍得众人追随。

但当他通过益州掌握地盘后，他的社会兴趣发生了边界调整——

? 他更偏向于维护“我方群体”的利益，而不再对“对方群体”采取极致宽容；

? 他更关注于“通过我方势力构建秩序”，而不再单纯依赖道德共识。

这表明，他仍有社会兴趣，但已经从“普遍利他”转向“有限协作与集体利益优先”，这是符合政治现实的成长。

阿德勒并不反对“调整社会兴趣边界”，他强调：

成熟的个体，在保持社会连结感的同时，也要有保护自己与亲近者的能力。

刘备的转变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体现出来的——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利他，而是现实主义的合作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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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备行为中的“自卑情结”与“补偿机制”

阿德勒心理学中最核心的机制之一就是：

所有行为背后都可能有一种对“自卑感”的补偿。

刘备从小出身寒门，虽说是中山靖王之后，但实质地位低微，因此长期处于“我有伟大理想，但缺乏实现工具”的心理冲突中。

在益州之前：

他以“仁义”来补偿“无地无兵”的弱势。

在徐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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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拥有了实际资源，这种“补偿动机”迅速转向了“战略整合”——即他不再满足于做“仁者”，而是追求做“成事者”。